10月25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，判处余华英死刑。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采访多名受害人及家属、律师和办案人员，起底拐卖贵州、重庆等地12个家庭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。
1984年，余华英结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，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。1992年，余华英在重庆一家面馆打工时认识龚显良，在未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，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。由于关系不合法，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，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途。
1993年正月初七，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喜氛围中。在贵州省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，余华英拐走6岁男孩蔡小平（化名），使其与家人骨肉分离30年。
1995年，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阳市南明区将5岁的杨妞花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，经人介绍，以3500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。在“新家”里，杨妞花被取名为李素燕。
1996年7月，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，8岁的小兰、6岁的小北（均为化名）被余华英、龚显良拐卖。
这一年，两人先后拐卖4名儿童。原审一审、二审法院均审理查明：除拐卖小兰、小北，余华英还于同年10月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5岁的小龙（化名）拐走，以12500元卖至邯郸；随后，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5岁的小友（化名）拐走，以12000元卖至邯郸。
2023年9月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。法院经审理查明，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。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余华英不服判决，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贵州省高院认为，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，部分事实不清楚，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，应予重审。
2024年10月11日上午，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公开开庭。公诉机关指控，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，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，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。
12个家庭、17名儿童，原本幸福的生活都中止在余华英的黑手伸出的那一刻。
在实施犯罪过程中，余华英往往早有预谋。她物色有儿童的家庭，通过租房成为其邻居，关系熟络后再通过半岛·BOB官方网站买糖、买玩具的手法拐走儿童。
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，6岁男孩蔡小平和哥哥一起捡酒瓶。这时，余华英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。在毫无防备的蔡小平面前，余华英使出惯用伎俩。
“（我）在火车站附近到处寻找目标，看他在捡酒瓶子，我过去骗他说带他去买糖，然后就带上了火车，直接坐车到河北邯郸。有一家要买去做孙子，当时大概卖了4000元。”余华英供述。
“我们租房后发现有一家，两个男娃娃，大的5岁多，小的3岁左右。有一天，孩子妈妈出门去扫马路，我就和龚显良带孩子跑了。这一次和之前一样，我们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。”余华英供述。
小兰的陈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：有一个小女孩来我们家，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她家玩，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在家，拿零食给我们吃，吃完之后我和弟弟睡着了，醒来之后发现在车上……
姐弟俩失踪后，他们的母亲一直在“丢孩子”的地方苦守，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。27年后，她已头发花白。孩子被拐后，一家人四处寻找，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云南、四川……但令人失落的是，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。直到2023年6月，侦查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，小兰、小北这才有了下落。
杨妞花5岁来到贵阳，和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在租住的房中生活。这一年，早有预谋、租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，以“带着去买织毛衣的签子（即棒针）”为“诱饵”，将杨妞花带上火车，之后辗转被卖到邯郸一个农村家庭。
2021年，杨妞花凭儿时记忆通过网络寻亲找到姐姐，却得知亲生父母已离世多年。“无论她如何忏悔和道歉，都不可能得到原谅！”面对余华英，34岁的杨妞花有着难以言说的愤恨。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25日上午，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，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。杨妞花在庭审后说：“正义不会缺席，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。”
杨妞花的代理律师、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表示，随着几次庭审的进行，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越来越清晰。“维持死刑判决意义非常重大，既给受害人和家属心灵以抚慰，也对人贩子起到巨大震慑作用。”
庄严判决惩治犯罪。同时，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、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，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安排。
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分析，被拐卖的儿童在重新回到原生家庭后，通常会有心理创伤。他们在被拐卖期间可能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，也失去了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。这些家庭需要稳定、可靠的支持系统，帮助其重建生活秩序。
专家也呼吁依法从严、从重打击贩卖儿童行为，铲除犯罪土壤，从根本上预防贩卖儿童犯罪。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表示，保护孩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，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应联防联动，防止此类悲剧发生。
